“八主”祭祀研究

文 / 王睿

“八主”是指天、地、兵、阴、阳、月、日、四时八个祭祀对象，八主祭祀最早记录于《史记·封禅书》，“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其祀绝莫知起时。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淄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莱山。皆在齐北，并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时主，祠琅邪。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珪币杂异焉。”[1]

八主祭祀在正史文献中被载录的只有《史记》、《汉书》，秦始皇、秦二世、汉武帝、汉宣帝均亲临其中的某几个祭祀地点进行祭祀[2]，祭祀时间是皇帝驾临时则祭祀，常时不祭，“上过则祠，去则已”[3]。八主祭祀位列于国家祀典的时间不过二百年时间，汉成帝建始二年（前31），于长安南郊天、北郊祀地的郊祀制确立后被废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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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祭祀鲜有学者研究，八主祭祀出现的时间和社会背景等基本问题尚不清楚。本文拟从八主祠的地理位置和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入手，分析八主祭祀出现的时间和社会背景，从而揭示八主祭祀在中国宗教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中国国家宗教的某些特质。

一、八主祠的地理位置、保存情况

八主的祠祀地点均分布在山东半岛，在汉代的星野制度中属齐地[5]。天主、地主、兵主三祠在半岛腹地的淄博市、泰安市和汶上县一带，余在东部沿海。

图一 八主祠地点分布

通过多年的考古工作与文献研究发现，天主祠位于今临淄市齐都镇齐国临淄故城南的牛山脚下，此处原有泉水涌出如天之腹脐，名天齐渊,喻为天下的中心。

图二 齐国临淄故城与天齐渊相对位置图

原来的“天齐”祭祀借用为天主，祠祀遗址已遭破坏，但在临淄故城等地曾发现带有“天齐”字样瓦当。

图三 齐国故城南牛山遭采石破坏情况

图四 齐国故城临淄等地出土的“天齐”瓦当

（拓片摹本：1，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临淄齐故城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6期，296页，图八，1、2；2，罗振玉《秦汉瓦当文字》，卷三，页三四，1914年；3、4，関野雄『中国考古学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図版第二十九、21；第一〇二図。5、6，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齐故城》，文物出版社，2013年，500页。照片：1、2，临淄齐故城博物馆藏，王睿摄；3，山东青州博物馆藏，青州市博物馆编《青州文明图典》，云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52页。）

地主祠的地点没有发现，研究证明梁父山应不是今人所指的映佛山，新泰市楼德镇的“羊祜城”即为梁父城[6]，地主祠应在其附近。

图五 地主祠梁父城及周围遗址遗址分布

兵主所在的“东平陆监乡”位于鲁西南，属于黄泛区，古今地貌差异非常大，已经没有踪迹可寻，当地的阳谷、巨野、寿张三县政府根据历史传说修建了与蚩尤有关的地标建筑。

图六 兵主“蚩尤”有关的现代地标建筑

阴主祠位于今招远市三山镇海边的三座小山上（图七），已遭破坏，东南有曲城城址（图八）。

图七 阴主祠所在的三山

图八 阴主祠与曲城的相对位置图

阳主祠位于烟台市的芝罘岛上，西南为三十里堡古城址。现尚存清代阳主祠的部分建筑和元代阳主庙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阳主祠为军事单位占用，1967年改建清代大殿时曾出土两组汉代祭祀玉器，未能展开工作，具体情况不明。

图九 阳主祠、三十里堡城址及周围遗址分布

图十 “八神阳主庙记”拓片

图十一 阳主祠出土两组祭祀玉器照片

在月主、日主祠祀遗址进行的调查和发掘工作，揭示了秦汉时期祠祀遗址相对完整的布局和组合形式。汉代在秦代建筑基础上，扩大了规模。在月主祠所在的归城，秦汉时期为皇帝的亲临，在归城内修建了离宫别馆。

图十二 归城内的月主祠等遗址

庙周家夯土台虽被破坏得支离破碎，从出土的大量花瓦当分析，秦代在高耸的夯土台上建有亭阁，汉代又增铺了逶迤上行的踏步砖。窑址的发现，说明建筑所需砖瓦为当地烧制。位于威海市成山头的日主祠，西南有不夜城。

图十三 日主祠、不夜城及其周边遗址分布

秦汉时期建筑规模急剧扩大，当时各类建筑应是高下错落、鳞次栉比，包括亭（观）、立石、祠庙、施祭地点等，从残迹中仍可约略看出为不同功能的组合。

图十四 成山头遗址、遗迹分布景观

从现有遗迹遗物的分布情况观察，秦代在最高点成山中峰修建了亭阁，在南峰立石，在南马台修建了带排水设施的祠庙或行宫；汉代在通往中峰亭阁的山路上加铺了踏步砖，在灯塔地和庙西等处增修了建筑，充分利用了南马台上的秦代设施，在排水管道上有清晰的更换和加固陶管道的遗迹现象，并在酒棚遗址上填土造台，并瘗埋玉器为祭。

图十五 成山头秦汉时期遗迹分布和出土遗物

四时主祠所在的琅琊台属于青岛市黄岛区，文献材料中多见越王勾践在此建都的记载，但考古工作未能发现任何实物资料，勾践建都的琅琊应另有其地[7]。

图十六 琅琊台周边遗址分布示意图

秦汉时期大兴土木，秦修建了琅琊台和小台，汉代只利用了的大台。

图十七 琅琊台与小台的相对位置

另外，位于琅琊台西北的祝家庄遗址出土了“千秋万岁”瓦当、陶水管等高等级建筑材料，器物的形制纹饰与琅琊台出土的西汉中晚期器物相同，遗址周围还分布有西汉中晚期大型墓葬。祝家庄遗址可能为当时的琅琊郡址，或为汉宣帝驾临时的驻跸之所。

二、八主祭祀形成的时间

《封禅书》对八主祭祀出现的时间推断是模糊的，“自古而有之”、“太公以来作之”或“其祀绝莫知起时”，所论诸说最晚的是“太公以来作之”，即西周初年齐国始封之时，但综合分析八主祠的分布地点和周代诸侯国疆域的划分和管控情况，此说难以成立。

西周以来，齐鲁两个封国是山东半岛最主要的政治势力[8]，齐、鲁分踞半岛中部的南北，齐长城横亘半岛东西，“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也。”[9]它们西有曹，齐东有莱，鲁东有莒、杞等地方势力（见图一）。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式微，诸侯间相互侵伐，齐地又有越、楚、秦等势力的侵入。战国最晚期，各诸侯国相继殄灭，秦齐对峙，曾被各方势力把持的齐地才归略于齐。

八主祠中，天主祠因居齐都临淄南郊，一直为齐所有。其他祠祀之地，自西周至战国时期，曾分属不同的国家。地主祠，祠泰山梁父，梁父山为泰山下的众小山之一，位于鲁国腹地。济水源出河南省济源市王屋山，春秋时济水流经魏、曹、齐、鲁之境，济水为曹、鲁分界[10]，济东为鲁地，即当今巨野、寿张、东平县一带，兵主祠地当属鲁。

山东北部，本为莱人之地，“太公闻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11]商末周初时期，东部沿海区域在外来势力侵入之前，阴主祠、月主祠周围区域都分布有珍珠门文化或岳石文化等土著莱人的物质文化遗存，龙口市的归城城址被认为是莱国都城。附近莱阴出土了西周初期的莱伯鼎，乃是莱国之地的明证[12]。莱国于春秋晚期被齐所灭[13]，阴主、月主、日主等祠祀地归齐所有。

根据文献和出土青铜器铭文，阳主所在的烟台市区属纪国[14]。鲁庄公四年（公元前690年），齐襄公伐纪，纪国灭亡[15]。

四时主祠所在的今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西周以来分属不同的政治势力，原属莒国。莒国乃土著方国，包括现今山东东南部和江苏北部[16]。楚灭莒后[17]，从齐长城的修筑情况看，齐与楚可能在此对立[18]。琅琊与楚相隔甚远，战国晚期在秦的逼迫之下，楚实不能实有其地，亦成齐之属域。

周代分封的诸侯国，疆域分明，“天子非展义不巡守，诸侯非民事不举，卿非君命不越竟。”[19]以下两条记载非常形象地备注了当时的情况，“（齐）桓公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20]“（鲁庄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齐观社，非礼也。曹刿谏曰：‘不可……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21]

各诸侯王所获分封，包括疆域中神灵的祭祀权，如祭祀疆域中的山川神以及疆域所对应天上的二十八宿、十二次[22]。诸侯对神灵祭祀的越位标志着对疆域的侵犯，只有周王才享有各国山川神灵的护佑，楚昭王和周夷王有疾时，祭祷对象不同，形象地说明了祭祀所有权的不同，“（楚）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王弗祭。大夫请祭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而周夷王病，“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23]

战国晚期之前，八主祠所在的各个地点均是异国而处，直到齐国在地域上“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24]时，八主的八个祠祀地点才尽归于齐域，原分属不同诸侯国的不同神祇，只有在专属齐国时才有可能被整合为八主祭祀，司马迁历数八神时也是以齐为中心来叙述其方位，所谓“齐地八神”应该是战国晚期的概念。

三、八主祭祀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本质

八主的祭祀对象中，天、地、日、月是人自身所处环境的客观存在，对天、地、日、月的祭祀，历史久远[25]。用兵前祭神，古称 “禡祭”[26]。探究八主吸收阴、阳、四时这类抽象概念和作为兵神的来组成祭祀系统，需要到战国晚期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来考察。

八主中的阴、阳、四时作为神祇而被祭祀是首次出现，阴阳是古人对事物对立转化的本质、发展变化内在原因的认识。事物的对立性很容易从客观世界感知，如以山川为基准所分阴阳之位，卜辞中商人早已具备的上下、天土对立之观念，陈梦家先生指出是阴阳二极之张本[27]。山东黄县出土的“

伯左

盨”的铭文中，“其阴其阳”是对于盖、器而言，盖下覆为阴，器上仰为阳[28]。《老子》公元前四世纪就被广泛接受并形成稳定的文本[29]，其最珍贵的哲学遗产就是揭示了阴阳的对立转化，“万物负阴抱阳，沖气以为和”[30]。对立转化的原则被推广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正所谓“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31]。四时是地球公转引发的北温带季节变化，通过气温降雨的律动可以体察四时的交替，感知万物的生长枯荣。

胡适认为齐地宗教经过整理，把各地的拜物拜自然的迷信，加上一点系统，便成了天地日月阴阳兵与四时的系统宗教了。在初期只有拜天脐，拜某山而已[32]。这“一点系统”应该与战国以来思想家们热衷于讨论的宇宙生成模式有关。

从传世的战国和汉代早期文献中，可以窥知战国中晚期以来关于宇宙生成的多种模式，出土的文献材料使已经逸失或后代有意过滤的思潮重现天日，这类材料不但加深了对传世文献的理解，还钩沉出隐没的思想脉络。

在世界本原问题的认识上，既有神明类造物主“太一” “太极”，如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战国中晚期墓葬中的《太一生水》[33]，也有世界由无而生的《老子》类世界观如《恒先》[34]《道原》[35]《鹖冠子•度万》[36]《淮南子•天文》[37]等。关于宇宙构成要素和运行模式，五行论认为，木、火、土、金、水是万物构成的基本要素，它与阴阳学说相结合，用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解释政治、社会、人生、自然各方面的变化，是一种循环论模式；“太一生水”是线性发展模式，构成要素则是太一、水、天、地、阴、阳、四时等。邹衍的九州观带有浓厚的地理景观概念，“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38]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为历忌之书，帛书上的中宫虽然没有画太一和北斗，但有互相颠倒的两篇文字，以模拟天左旋和地右转。它以春夏秋冬分居四正，青赤白黑四木分居四隅，构成四方八位。边文左旋排列，代表斗建和小时；四木右旋，代表岁徙和大时[39]，反映了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影响广泛的一种宇宙论模式[40]。

《太一生水》为理解八主祭祀提供了启示。太一生水是一种宇宙生成模式，太一是万物之源，生成万物的方式是借用水来运行。八主祭祀系统中未存在世界本源，但具备了太一生水中宇宙构成要素—天地阴阳四时，可以推测出八主的思想基础也是一种宇宙论的模式。循着这条思路发现，天、地、日、月、阴、阳、四时，是战国时期多种宇宙生成论的构成要素，并亦多见于承继了战国时期思想的汉代思想著作中。

《吕氏春秋••••仲夏纪••••大乐》，“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41]

《十六经·观》中亦有相关论述，借黄帝而言，“始判为两，分为阴阳，离为四时。”[42]

《礼记•礼运》：“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43]

《汉书·礼乐志》的《邹子乐》假托邹衍所作，内容上反映了宇宙生成模式，“惟泰元尊，媪神蕃釐，经纬天地，作成四时。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阴阳五行，周而复始。云气雷电，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绪。”[44]

《淮南子•天文》：“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日月之淫为精者为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尘埃。”[45]

战国晚期和汉初的文献也反映了天、地、日、月、阴、阳、四时不只是宇宙论中的构成要素，对它们的顺应和掌控也用来做为安排人间社会秩序的依据。

《周易·系辞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莫大乎日月。”[46]

《文子·道原》：“大丈夫恬然无思，淡然无虑，以天为盖，以地为车，以四时为马，以阴阳为御，行乎无路，遊乎无怠，出乎无门。”《精诚》：“（黄帝）调日月之行，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47]

《管子·四时》：“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版法解》：“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48]

《淮南子·原道》：“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乘云凌霄，与造化者俱。”[49]

八主祭祀中，兵主蚩尤的存在显得突兀难解。蚩尤作为叛乱者而载于早期史籍[50]，比较详细的记述见于《逸周书•尝麦》，蚩尤臣属赤帝，在赤帝与黄帝争战中赤帝失败，杀之以取悦黄帝[51]。战国时期黄老道盛行，黄帝地位的日益突出，蚩尤作为黄帝的对立面也名声大噪。《十六经》中的《五正》《正乱》，对黄帝大战蚩尤和对蚩尤的惩罚有着戏剧化的记述[52]。蚩尤挑战黄帝，其与战争、兵器有关[53]，而成为兵主，“甲午祠兵。祠者，祠五兵：矛、戟、剑、盾、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54]；“黄帝战于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55]当年汉高祖刘邦起事前即在沛廷祭蚩尤[56]，夺得天下后在长安立蚩尤祠[57]。

李零解读了兵主纳入八主祭祀系统的原因，指出天地人三者并称和相互关联在战国时期很流行，称为“三才”（也叫“三仪”“三极”“三元”），就是用天地所代表的自然法则作为人间秩序的终极依据，把天、地、人贯穿起来[58]。三者的关系当是比照“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59]。三者之中，人最重，“天地之性（生）人为贵”[60]。军事是立国治民之本，“国之大事，在祀与戎”[61]，人道依存于兵道[62]，“兵主”祭战神蚩尤，就是相当祭祀“人主”[63]，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思想观念。

战国时期，在诸侯兼并的态势下，求自保和发展的各国诸侯渴求人才，诸子学说的指向无一不是治国方略，融合他说，以秉持的学术政治思想为基础来构拟新型社会制度，正所谓“百家殊业，皆务于治”[64]。《礼记·王制》与《管子》《吕氏春秋》中的某些篇章，都有将学术思想转化为意识形态的内容。《礼记·王制》以邹衍的九州地理景观为基础，来划定各种社会秩序[65]。《管子》《吕氏春秋》的理论基础是五行论，它们与四时强行配比来力图规划社会活动。《周礼》依据天地和春、夏、秋、冬四时的节律来制订标准，安排社会活动、规定行事内容，后成为王莽改制的蓝图。《周易》是猜测宇宙运行与人事间的互动规律。八主则是在宇宙论、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基础上一种新型祭祀体系的创设。

八主祭祀体系不同于中国传统上至为重要的祖先崇拜，它的祭祀对象不属于人神系统，亦非单纯的某个自然神。它应是东方思想家经历了血缘分封制的毁坏崩塌后的离变之痛，对于人与人所依赖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有了深刻认识，在此思想基础上创造出的神明体系。

商周两代是以血缘制为基础的族群政治发展而来，国家宗教以祭祀祖先为主，祭祀形式在祖先神排序、祭祀时间、地点和祭品等方面，形成了严密完整的制度。周代对血缘制的重视，不仅表现在自己族群的内部，还表现在对外族血缘的追溯和延续上。周代实行以血缘为基础的分封制，周初封国七十一，同姓五十五[66]，除姬姓外，还有姜齐等异姓亲族所建之国和宋陈杞等少数非周人之封国[67]，目的是“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68]。

在血缘关系为主导的宗法制社会中，确定血缘的来龙去脉就等于确认身份、地位、权力的正当与否，祖先祭祀成为权力合法性的最好证明[69]。分封制公元前11世纪开始，到战国时期已经存在了九百年，血缘纽带关系变得薄弱，诸侯国间攻伐不止，灭国灭宗事件屡有发生，周天子只能维持表面的“天下共主”的象征意义。面对靠血缘关系维持的和谐与秩序坍塌的社会现实，思想界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祖先祭祀之外寻求新的宗教支持。

在盛行探讨宇宙论的思想背景下，属于时空系统的天地日月四时和物质的阴阳本质属性等哲学概念，不仅成为宇宙构成要素，需要顺应协调，还升格为神明，成为祭祀对象，并强调了以“兵主”所代表的人的地位，生成了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型祭祀体系。

八主祭祀的思想理念与齐国稷下学宫黄老学派最为接近，属于自然类的宇宙观，不认同神创宇宙，有很深的阴阳思想等。虽然不能指认八主祭祀具体的创立者，但可以寻其思想踪迹。马王堆帛书《十六经》中的《观》《道原》与《鹖冠子》中的《度万》所论宇宙生成模式[70]，《经法》中的《六分》与《鹖冠子》中的《近迭》《泰鸿》中所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内容[71]，基本思想与八主类同，并且《十六经》中的《五正》《正乱》和《鹖冠子》中的《世兵》都有与蚩尤相关的内容[72]，马王堆帛书中的“黄老言”和《鹖冠子》，是目前发现与八主思想理念最为接近的著作。

八主祠中，除兵主所在区域的历史文化环境不详外，文献和考古材料说明，秦汉时期以前即为祭祀之地。

八主的每个祭祀地点都临近城址或居邑，如天主与临淄城、地主与梁父城、阴主与曲城、阳主与三十里堡城、月主与归城、日主与不夜城，城址和这些祭祀地点的考古工作揭示出，这些祭祀地点在成为八主祭祀之前就是当地居邑的祭祀地。天主借用了齐国都城临淄城南“天齐”祭祀，梁父为封禅中禅地的地点之一[73]，延用为地主。阴主祠、阳主祠均位于临近陆地的海岛之上，在阴主祠临近的曲城，曲城应为当地土著居邑，年代久远[74]，三山荒僻孤绝，但采集的遗物中有属于东周时期的。

图十八 三山采集的遗物

1.北朝时期瓦当

2.北朝时期陶塑残块

3.周代鬲足

阳主祠祀遗址的具体情况尚不明确，其西南的三十里堡古城从战国时即为大型都邑，秦汉时期的腄城，汉晋时的牟平[75]，阳主祠所在的芝罘岛上从两周时期就有居邑。月主日主的祠祀地为沿用早期祭祀的特征最为明显。月主祠位于莱国都城归城的外城圈内，从莱山山腰位置的月主祠举目东望，中秋之夜的月亮从莱山中部一个陡直的窄缝中冉冉升起，精妙的月相引发了对月亮的崇拜。从采集的遗物分析，战国时期就存在建筑，一直到唐代不断修复重建，秦汉时期作为八主中月主的祭祀地。

图十九 月主祠建筑基址

荣成市成山头地处山东半岛的最东端，不夜城。成山头海陆相接，岩壁峭立，浪花拍岸，旭日东升之际海鸟祥集，从遗物年代和地理环境分析，虽不能确知是否为祭日场所，但在这个人迹罕至的海岬上采集和发掘到商末周初时期的鬲足和战国时期的陶鼎，推测很早即为祭祀之地，后作为日主祠被纳入八主祠中。八主祭祀的创设者把齐地早已存在的祭祀地点囊括并指定为新的祭祀地点。

图二十 日主祠遗址采集、出土商末周初时期、战国时期陶器残片

秦汉时期，国家政治体制否定了血缘制为基础的分封制，实行皇权下郡县二级行政制度。政治体制的变化必然导致国家宗教等意识形态的变化，分封制的瓦解降低了以血缘为纽带的祖先祭祀体系的重要性，以地缘政治为基础的集权政治需要新的宗教体系。秦皇汉武时期就是国家宗教的转型期，宗教政策“其特点是衔接古今，协同上下，调和东西，折衷南北。如他们对各地原有的宗教和民间的宗教都是采取兼收并蓄，宗教政策上的多元化和兼容性。”[76]秦皇汉武利用巡守和封禅来实施对东方的经略，加上对长生不老之术的痴迷，精研天地奥秘和人事废兴、练就了一套政治生存术的东方思想家，成功兜售了他们的宗教思想。秦汉时期以前，八主祭祀可能只是存留于思想层面。

四、八主祭祀的历史影响

八主祭祀虽然在国家祀典中只存续了秦汉两代，但它的宗教理念对中国国家宗教的发展影响深远。从秦皇汉武的国家宗教转型期到汉成帝时期郊祀制的确立，都能看到八主祭祀所代表的东方祭祀传统的影响。

秦汉时期，为寻得与国家政治体制相匹配的宗教政策，也是兜兜转转，摸索前行。秦的宗教政策，是在保有和突出秦原有的宗教祭祀外，全面接纳原各诸侯国的山川祭祀，通过对神祇祭祀的专擅来标志对领土的占有。秦以首都咸阳为中心，重新排序山川祠祀，以与秦的国土相应合[77]。西汉初期对秦代的宗教政策全面接受，汉朝皇帝只是随个人经历和兴趣的不同对神祠祭祀偶有调整[78]。汉武帝时期开始了以太一崇拜为中心的宗教等级化改革，薄忌太一坛、三一坛、甘泉太一坛乃至明堂的设立，均以太一统领五帝，其下为众神[79]。除明堂制度经王莽改造后保留下来外，汉武帝的等级化神谱只是历史的一瞬，在汉成帝时期的宗教改革中被废止。

东方祭祀传统中，阴阳对等的理念根深蒂固。古老的封禅礼中用禅地来对应封天，在八主祭祀中得到充分体现，天与地、阴与阳、日与月，阴阳对等的祭祀模式对国家宗教形成与发展施以影响。武帝从宽舒议正式立汾阴后土祠，宽舒所立太一坛及后来的泰畤，后土的祭祀地位与太一或五帝对应[80]。八主中强调的以兵主所代表的人主，在皇权集权统治的政治体制中，皇帝的祖先神与诸神并祀，汉武帝按公玊带所献明堂图令奉高县作明堂于汶上，“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对之。祠后土于下房。”[81]宽舒和公玊带都是东方术士，前者是黄锤（腄）史，今龙口烟台一带的齐人，后者则是济南人。

汉成帝时，祭祀改为不到原地祭祀而是迁至长安，成为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的雏形[82]。此后虽经反复，最终在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当政时，郊祀制确立下来[83]，成为在中国延续两千年的国家祭祀体制。

郊祀制以国都为中心，阴阳观念体现在对天地祭祀的对应和方位的安排上，四时的观念由祭祀时间来表现，构筑了以君王为中心的微型宇宙。郊祀制是儒家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后，利用和改造了战国晚期以来黄老思想中的自然观的宇宙论思想而建立，虽不是由八主祭祀直接发展而来，但思想上暗合，可谓简略版的八主祭祀。

八主祭祀被废止后，其某些祭祀对象在汉代新兴祭祀中获得一席之地或地位有所提升，刘邦得天下后在长安立蚩尤祠。“日”“月” 在秦原有的神祇中只作为天星的成员来祭祀[84]，在汉武帝构制的神谱甘泉泰一坛中受到隆重对待，“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则衣紫衣及绣。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85] “（元鼎四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86]汉武帝时的亳忌太一坛祭阴阳使者[87]，李零推测与八神中的阴主阳主有关[87]。汉宣帝又立“日”“月”之祠，“京师近县鄠，则有劳谷、五床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89]。“天齐”本是齐国原有的祭祀对象，“天齐渊”本为泉水，把它想象为天之腹脐来寓意天下的中心所在。此意念被借用至都城长安，在汉长安城外今人所称七里塬上发现以一巨型坑为主体的遗址群，巨型坑之时代、地望、形状及其地名均与史载汉初所修建的“天齐”祠相合，为模仿“天齐”祭祀，挖坑以像天之腹脐来借喻为天下中心[90]。

八主祭祀在国家祀典中的废止后，八主的祠祀地点依然承担了当地居民的祭祀功能，各自演绎了一段民间宗教发展史，直至今天仍然发挥者作用[91]。

▽ 上下滑动阅览注释 ▽

[1] 《封禅书》，（汉）司马迁撰、（南北朝）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1367～1368页。

[2] 秦始皇事见《史记·封禅书》，1367、1370页；《史记·秦始皇本纪》，244、249、250、263页；《郊祀制》，（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205页。秦二世事见《史记·封禅书》，1370页；《史记·秦始皇本纪》，260、267页。汉武帝事见《史记·孝武本纪》，474、475、480、485页；《史记·封禅书》，1397、1398、1401、1403页；《汉书·郊祀制》，1234、1235、1243、1247、1248页；《汉书·武帝纪》，196、206、207页。汉宣帝事见《汉书·郊祀制》，1250页。

[3] 八主在秦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地位，“诸此祠（指雍地诸祠）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诸鬼及八神之属，上过则祠，去则已。郡县远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领于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秘祝，即有灾祥，辄祝祠移过于下。”见《史记▪封禅书》，1377页，亦见于《汉书▪郊祀志》，1209页。八主在汉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地位，“至如八神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过则祠，行去则已。”见《史记▪封禅书》，1403页、《史记▪孝武本纪》，485页，亦见于《汉书▪郊祀志》， 1248页。

[4] “(建始)二年（前31年）春正月，罢雍五畤。辛巳，上始郊祀长安南郊。诏曰：‘乃者徙泰畤、后土于南郊、北郊，朕亲飭躬，郊祀上帝。’”《汉书▪成帝纪》，305页。“四百七十五所不应礼，或复重，请皆罢。”《汉书·郊祀志》，1257页。

[5] “齐地，虚危之分壄也。东有菑川、东莱、琅邪、高密、胶东；南有泰山、城阳；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乐、高城、重合、阳信；西有济南、平原，皆齐分也。”《汉书·地理志》，1659页。

[6] 参见王睿、林仙庭、聂政编著《八主祠》，文物出版社，2020年，17、18页。

[7] 参见《八主祠》，338～339页。

[8] 《史记·鲁周公世家》， 1515页；《史记▪齐太公世家》，1480页。

[9]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1500页。

[10] 参见《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取济西田，分曹地也……分曹地，自洮以南，东傅于济，尽曹地也。”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485～486页。

[11] 《史记·齐太公世家》，1480页。

[12]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册），中华书局，2004年，118～119页。

[13] 《春秋左传注》襄公六年，传为：“十一月，齐侯灭莱，莱恃谋也。……四月，晏弱城东阳，而遂围莱。甲寅，堙之环城，傅于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帅师及正舆子、棠人军齐师，丁未，入莱。莱共公浮柔奔棠。正舆子、王湫奔莒，莒人杀之。四月，陈无宇献莱宗器于襄宫。晏弱围棠，十一月丙辰而灭之。迁莱于郳。”《春秋左传注》（修订本），947～948页。齐侯镈钟是事于齐的宋穆公后代所作，作于齐庄公（前553～前548）时，从铭文“余命女（汝）司予釐，造国徒四千”看，齐灵公灭莱当春秋晚期。参见《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二）》，《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8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431页。

[14] 《八主祠》，112页。

[15] 《春秋左传注》（修订本）， 165页。

[16] “平丘之会，晋昭公使叔向辞昭公弗与盟。子服惠伯曰：‘晋信蛮夷而弃兄弟，其执政贰也。’”韦昭于此注曰：“蛮夷，莒人。兄弟，鲁也。”见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189页。“考莒原有国土，其都居莒，即今山东莒县，其属域有介根，在今高密县境；有密，在今昌邑县境；有渠邱，有防，有寿余，在今安丘县境；有且于，在今莒县境；有寿舒，蒲侯氏，大庞，常仪糜，亦在今莒县境，有兹，在今沂水县境。是莒之领域，当春秋之际，其地略有今莒县安丘昌邑诸城高密沂水赣榆等县之全境或其一部。”张维华：《齐长城考》，《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一二三合期，1937年，145页。

[17] “简王元年（前431年），北伐灭莒”，《史记·楚世家》，1719页。

[18] 《竹书纪年》载“梁惠成王二十年，齐筑防以为长城。”《水经注疏》，2258页。“至于其东南境长城之建筑，似在楚人灭莒之后。” 张维华《齐长城考》，《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一二三合期，1937年，146页。

[19] 《春秋左传注》（修订本），235～236页。

[20] 《史记▪齐太公世家》， 1488页。

[21] 《春秋左传注》（修订本）， 226页。

[22] 参见刘瑛《〈左传〉、〈国语〉方术研究》的“星气之占”部分，《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25～42页。

[23] 《春秋左传注》（修订本），1636页；1475～1476页。

[24] 《史记▪苏秦列传》，2256页。

[25] 参见王睿《“八主”祭祀研究》，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1年，30～39页。

[26] 《诗经•••周颂•桓》：“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昭于天，皇人问之。”毛序：“桓，讲武类禡也。桓，武志也。”郑玄笺：“类也，禡也，皆师祭也。”孔颖达疏：“谓武王时欲伐殷，陈列六军，讲习武事。又为类祭于上帝，为禡祭于所在之地。治兵祭神，然后伐纣。”《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604～605页。

[27] 陈梦家《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燕京学报》十九期，1936年，131～133页。

[29] 李零《从简帛古书看古书的经典化》，2005年2月24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30] 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29页。

[31] 《称》，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肆》，中华书局，2014年，187页。

[32] 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147页。

[33] 《太一生水》：“大一生水，水反辅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大一，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是以成四时。四时复（相）辅也，是以成寒热。寒热复相辅也，是以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成岁而止。故岁者，湿燥之所生也。湿燥者，寒热之所生也。寒热者，（四时之所生也）。四时者，阴阳之所生（也）。阴阳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天地，大一之所生也。是故大一藏于水，行于时，周而又（始，以己为）万物母；一缺一盈，以己为万物经。此天之所不能杀，地之所不能埋，阴阳之所不能成。”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5年，125页。对于“太一”“太极”的性质是“无”还是神明的认识有不同意见，高亨倾向于为“无”，“太极者，宇宙之本体也。宇宙之本体，《老子》名之曰‘一’，《吕氏春秋•大乐》篇名之曰‘太一’，《系辞》名之曰‘太极’。”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系辞上》，齐鲁书社，1998年，538页。从《包山楚简》的相关内容和西汉武帝时期的“太一”崇拜情况看，应为神明。参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图版九五。

[34]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287～299页。

[35] 《道原》，《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肆》，189页。

[36] 黄怀信撰《鹖冠子汇校集注》，中华书局，2004年，162～163页。

[37] 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79～80页。

[38]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2344页。

[39] 李零《“式”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1～30页。

[40] 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1985年，34页。

[41] 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258～259页。

[42]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肆》，152页。

[43] 孙希旦撰《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616页。

[44] 《汉书·礼乐志》，1057页。

[45] 《淮南鸿烈集解》，79～80页。

[46] 《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82页。

[47] 彭裕商《文子校注》，巴蜀书社，2006年，4～5、33～34页。

[48] 《管子校注》，838、1196页。

[49] 《淮南鸿烈集解》，8页。

[50] “蚩尤惟始作乱”，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771页；“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清）王先谦集解《庄子集解》，中华书局，1987年，262页。

[51] 黄怀信、张懋镕等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781～783页。

[52]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肆》，155、159页。

[53] “蚩尤作兵，伐黄帝”，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30页。“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作剑、铠、矛、戟。”《管子校注》，1355页。

[54] 许慎《五经异议•公羊》，（清）陈寿祺撰《五经异议疏证》卷中，清嘉庆刻本。

[55] 应劭所说，《史记·高祖本纪》集解所引，351页。

[56] 《汉书▪郊祀志》，1210页；亦见于《史记▪封禅书》，1378页；《史记▪高祖本纪》，350页；《汉书▪高帝纪》，10页。

[57] 《汉书▪郊祀志》，1210、1211页；亦见于《史记▪封禅书》，1378页。

[58] 李零认为汉武帝所立“三一”实质是“天一、地一、人一”，《“三一”考》，《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239页。

[59] （清）张隐蓭集注《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103页。

[60] 《孝经注疏》，《十三经注疏》，2553页。

[61] 《春秋左传注》(修订本)， 861页。

[62] “庞子问鶡冠子曰：‘圣人之道何先？’鶡冠子曰：‘先人。’庞子曰：‘人道何先？’鶡冠子曰：‘先兵。’”见《鹖冠子彙校集注》，114～115页。

[63] 李零《花间一壶酒》，同心出版社，2005年，103页。

[64] 《淮南鸿烈集解》，427页。

[65] “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见《礼记集解》，315页。

[66]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史记》，801页。

[67] “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史记▪五帝本纪》，44页。“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是为重封，故亦称夏。”见《春秋左传注》（修订本）， 33页。

[68] 《春秋左传注》（修订本）， 420页。

[69]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34页。

[70] 相关内容参见《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肆》，152、189页；《鹖冠子彙校集注》，162～63页。

[71] 相关内容参见《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肆》，134页；《鹖冠子彙校集注》，114～117、138～139、227页。

[72] 相关内容参见《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肆》，155、159页；《鹖冠子彙校集注》，272页。

[73] 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见《史记·封禅书》，1367页。

[74] “周成王十四年，秦师（清孙渊如校正本作‘齐师’）围曲城，克之。”见（南朝）沈约撰《竹书纪年注》卷下，四部丛刊景明天一阁本。

[75] 参见《八主祠》，85页。

[76] 李零《秦汉礼仪中的宗教》，《中国方术续考》，中华书局，2000年，185页。

[77] 《史记▪封禅书》，1371～1372页。

[78] 如汉高祖改秦祭祀四帝为五帝、在长安命建蚩尤祠，《史记▪封禅书》，1378页；文帝去除移祸之令、设立渭阳五帝庙，《史记▪封禅书》，1380页、1382页；

[79] 薄忌太一坛、三一坛，《史记▪封禅书》，1386页，亦见于《汉书▪郊祀志》，1218页。甘泉太一坛，见《史记▪孝武本纪》，469页；《史记▪封禅书》，1394页；《汉书▪郊祀志》，1230页。明堂，《史记▪封禅书》，1401页。

[80] “（元鼎）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行自夏阳，东幸汾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史记▪封禅书》，1389页。太一坛见《史记▪封禅书》1394页和《汉书▪郊祀志》1230页。

[81] 《史记▪封禅书》，1401页。

[82] “(建始)二年（前31年）春正月，罢雍五畤。辛巳，上始郊祀长安南郊。诏曰：‘乃者徙泰畤、后土于南郊、北郊，朕亲飭躬，郊祀上帝。’”《汉书▪成帝纪》，305页。“四百七十五所不应礼，或复重，请皆罢。”《汉书·郊祀志》，1257页。

[83] 祭祀地点于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再迁回原地，于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迁回长安，于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恢复原地，见《汉书▪郊祀志》，1264-1265页。

[84] “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逐之属，百有余庙。”《汉书▪郊祀志》, 1206～1207页。

[85] 《史记▪孝武本纪》，469页。

[86] 《史记▪孝武本纪》，470页。亦见于《汉书▪武帝纪》，185页。

[87] “后人复有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阴阳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领之如其方，而祠于忌太一坛旁。”《史记▪封禅书》，1386页。亦见于《汉书▪郊祀志》， 1218页.

[88] 李零：《“三一”考》，《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245页。

[89] 《汉书·郊祀志》， 1250页。

[90] 秦建明、张在明、杨政《陕西发现以汉长安城为中心的西汉南北向超长建筑基线》，《文物》1995年第3期，6～8页。按，原文图一中的“王帝坛”应为“五帝坛”之误。另见，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咸阳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三原县天井岸村汉代礼制建筑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1期，45～51页。

[91] 参见王睿《山东威海成山始皇庙庙志》，待刊。

投龙——从山川祭祀到洞天福地

主办单位

浙江省博物馆

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

协办单位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教育基金会

北京大学中文系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浙江省文物保护利用协会

展览时间

2024年12月1日——2025年3月2日

展览地点

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西湖美术馆

借展单位

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首都博物馆、湖南博物院、山西博物院、山东博物馆、贵州省博物馆、苏州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雍城工作站、北京市昌平区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博物馆、西岳庙博物馆、济源市博物馆、烟台市博物馆、泰安市博物馆、扬州博物馆、句容市博物馆、宜兴市博物馆、常州市金坛区博物馆、宝鸡市陈仓区博物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西湖博物馆总馆、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绍兴博物馆、温州博物馆、金华市博物馆、衢州市博物馆、台州市黄岩区博物馆、绍兴市越城区文化广电旅游局、义乌市博物馆、安吉县博物馆、缙云县博物馆、诸暨市博物馆、武义县博物馆、茅山道院、茅山元阳观、至微堂

来源：浙江省博物馆历史文物部

编辑：吴雨歆、 赵任子、杨秀文

发布于：北京市